作家的位置

 

聯合報  高行健

 

二十世紀政治入侵文學

 

作家的位置,也就是說文學在當今社會的地位,以及作家和社會與時代的關係。這當然都是很大的題目,我的觀點只是一種看法,純然是個人的選擇,而每個作家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也來自不同的文學觀。不同的看法導致不同的選擇,本無是非辯論。然而,政治對文學的干預,把這自由思想的園地也變成戰場,一個多世紀以來,從西方蔓延到東方,從歐美到第三世界,一直論戰不息,沒有一處能夠倖免。

這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文學和作家經受的磨難不必細說,就我們面臨的現時代而言,政治的氾濫並不見收斂,相反地,通過媒體鋪天蓋地蔓延到文化領域。政治的干預,別說是政府的文化機構和文化政策,就連一般的文化活動都很難不帶上政治乃至黨派的色彩。政治正確和身分認同近乎於作家的身分證,再加上二十世紀留下的意識形態這筆沉重的思想包袱壓在作家身上,所謂文學的傾向性,應該讀作政治傾向,成了約束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一道緊箍咒。文學介入政治,其實是政治侵入文學。當然,也可以說是作家從政,把文學作為社會批判的工具,鼓吹政治,或者說為政治服務,恰如一個銅幣正反兩面,從各個方面來看,政治入侵文學,或文學介入政治,乃是二十世紀之前從未有過的文學景觀。

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到公共傳媒,政治都無孔不入,不僅給二十世紀的文學打上深深的烙印,也還在左右人們的思想。如今,那種激昂慷慨作為政治傳聲筒的文學早已煙消雲散,但是徹底擺脫政治對文學的牽制也還不那麼容易。現時代的作家怎麼能超越政治利害之上,又超越於市場,獨立不移,還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這就是我要講的題目。

 

作家不是救世主, 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

 

這當然不是不可能的,作家要維護個人的獨立不移,我以為首先要解除一些迷惑和虛妄。比如說,作家作為人民的代言人,這也是政治製造的幻象。「人民」這個歷代君王用過的陳舊的詞,到了二十世紀也已經用濫了。所有的政治權力都以人民的名義說話,乃至於從共產極權到法西斯,也都以人民的名義實施專政。那空洞的人民究竟在哪裡?現實社會中有各自不同的切身需求,也包括追求思想自由的無數的活人,在人民這一抽象空洞的幌子下,都消失了。一個作家如果不想綑綁在政治權力上,又不依附政黨去站台助選,也就不必標榜為人民代言而喪失個人真實的聲音,迷失在這種政治話語中,成為政治的傳聲筒,犧牲文學,把文學綁到政治的戰車上。

作家不是先知,不需要製造未來美好的神話,也不用對人民或選民許諾明天,更不必弄出個烏托邦幻影,蠱惑大眾追隨他去奮戰打天下。再說,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這都屢見不鮮。

作家不是救世主,承擔不了基督的使命,這個尼采式超人的角色也是二十世紀常見的形象。上帝既然已死,那麼無限膨脹的自我就可能充當救世主。尼采的這種浪漫情懷,與其作為一種哲學,不如當作文學作品來看更有意思,超人的誇張形象代替了傳統的受難的基督,不能不說是一個獨創。但這不是人的真實寫照,僅僅是一個哲學家的幻覺。人在現代社會中所處的真實的地位,並不像尼采所宣告的那樣,恰恰由另一個德語作家卡夫卡呈現出來。

 

卡夫卡預言了 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

 

卡夫卡生前的作品都未能發表,不聲不響,卻深刻把握了二十世紀現代工業社會中人的處境。卡夫卡把現代社會中人的真實處境做了一個恰如其分的描述。在種種社會關係中,乃至於家人之中,人不過如同一個蟲子,這麼渺小可憐,別說主宰世界,連自己的命運都把握不了,莫名其妙,毫無緣由,卻受到審判。卡夫卡清醒認識到那莫須有的烏托邦就像他小說中的城堡,是進不去的。

上個世紀之初,卡夫卡就預言了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處境。現時代,這同樣處境中的人,只越來越脆弱,越來越喪失自主,人消失在各種各樣的認同中。在龐大的社會機制裡,面臨鋪天蓋地的市場,文化也充分商品化,媒體並沒有不受政治牽制而真正的獨立。一個人如果企圖發出個人的聲音,僅僅是個人的聲音而不同某種政治聯繫在一起的話,這聲音是很難發得出來的。這種個人的聲音只有在超越現實功利、超越政治又不追隨時尚也不依賴市場這種嚴肅的文學創作中,才有可能,才可能保持個人的獨立不移。這種個人的聲音當然非常微弱,然而卻擺脫了炒作,是人真實的聲音。只有文學才能說出 政治不能說的真相

什麼地方才能找到這真實的人的聲音?文學,只有文學才能說出政治不能說的或說不出的人生存的真相。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作家巴爾扎克和杜斯妥耶夫斯基,他們 不充當救世主,不自認為人民的代言人,也不作為正義的化身,而正義何在?他們只陳述現實,沒有預設的意識形態去批判和裁決社會,或虛構一番理想的社會藍 圖,恰恰是這樣超越政治超越意識形態的作品,提供了對人和社會的真實寫照,把人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複雜展示無遺,無論從認知還是審美的角度來看,都經得起 時間長久的考驗。

相反,二十世紀的革命文學,雖然也吸引了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和詩人,最傑出的如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他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謳歌,隨著革命的頹敗,且不說那 些作品早已無人問津,連他們自己都死得不明不白。用鐮刀斧頭打造的新社會比老舊的社會更不人道,更加貧困。而現今的中國和俄國,拜金的狂熱取代了主義,歷 史就這樣嘲弄人民。

作家不必是鬥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會為文學的宗旨。誠然,作家也會有自己的政治見解,卻不必把這種政見寫入文學。如果作家能清醒認識到現時代作家所處的 真實的地位,不如回到這脆弱的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這解除了虛妄的個人真實的聲音。且不說這聲音是否能傳達出去,但至少可以對自己說,我有這種需要,傾 聽自己的聲音。這種內心的需要也是人寫作時最初的衝動,有感而發,出於一個活人真實的感受和體驗。

 

文學遠離權力,也遠離大眾趣味

 

文學遠離權力,也遠離大眾趣味。市場以大眾趣味、以時尚為左右,以消費為原則。這種嚴肅的文學不企圖取悅公眾,不以滿足市場的需要而生產,當然也就很難傳 播。首先,這樣的作品對出版社來說很難牟利,也就難以出版。無須諱言,暢銷書離不開商業的炒作。大眾文化消費當然也可以是文學作品,正像任何時代都有俗文 化和嚴肅的文學之分。現今社會也差不多,只不過商業的炒作已經是如此大眾化和國際化,現今丟出一本暢銷書如同做一部電影,不只以本國的觀眾和讀者為對象, 通常都超越國界,多語種。這種龐大的文化產業經營的文學也無可厚非,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趣味,不同的需求產生相應的作品。憤怒與譴責拯救不了文學。

二十世紀的上半葉,作家還可以結社,自籌資金,自費出版,自負盈虧,靠寫作尚且能聊以維生。現今,這差不多成了天方夜譚。作家如果不理會市場的行銷,不追 隨時尚,置大眾的口味於不顧,自然無法謀生。從事這種嚴肅文學的寫作,不能不說是一種奢侈。然而,這種文學作品的價值就在於遠離一切謊言,不去製造假象, 呈現和揭示人真實的處境和面臨的種種問題,當然讓人困惑不安,卻喚起思考。

一些知識分子現今竟然又在呼喚重建烏托邦,甚至於召喚馬克思的幽靈。殊不知,沒有理想沒有烏托邦其實不壞,令人反倒更加清醒。面對現今的社會,以及人處境 的荒誕,一個人一旦覺醒到要去贏得做人的尊嚴和獨立,這種孤獨感當然很難承受。現今這時代,政治與媒體越來越喧鬧,而人卻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孤獨, 這也是現時代人的真實狀態。孤獨的個人意識到自身存在,處在種種社會困境之中卻還要發出的這種微弱的聲音,得有一種力量。這力量首先便來自作者的自信,得 相信這種文學存在的必要,否則,不可能長年持續這種寫作。

因此,這注定了是一種冷的文學,也因為作者並不以此來發洩一腔憤怒。作家先得擺脫一時的衝動和挫敗感,才可能關注這個世界。從事這樣的寫作,需要一雙清明的眼睛,或者說,一雙冷眼,冷靜關照這大千世界的眾生相。

這樣的作家自然不企圖充當時代的風雲人物,置身於社會的邊緣,也是這種寫作的一個必要的條件。一個現代的隱者,同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才可能保持清醒,觀察周圍的世界,並且贏得精神的餘裕,內觀人自身的煩惱、焦慮和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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