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

 

莊坤良  聯合報

 

http://youtu.be/fmiRI5sDR0Q

 

以小說將一個城市再現

 

愛爾蘭大文豪喬伊斯(1882–1941)是文學史上的傳奇人物。

 

他生長於都柏林。大學畢業後離開都柏林,浪居歐洲大陸三十餘載,最後客死異鄉蘇黎世。他的四本文學巨作,《都柏林人》、《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為他贏得現代主義大師的盛名。尤其是《尤利西斯》一書更名列20世紀百大小說之首。喬伊斯於1904開始寫作《都柏林人》,二年後完成,但前後費時十年才得出版,原因是書中文字有冒犯英國皇室之慮,但喬伊斯堅持不改文字而造成延宕。《都柏林人》雖是喬伊斯的第一本著作,完成於年少之時,但絲毫不見青澀,該書展現了獨立自足的文學性。論者謂,縱使喬伊斯在完成《都柏林人》後沒繼續創作,這本書也足以讓他列入大師之林。

 

這本短篇小說集取名《都柏林人》,因為喬伊斯想要把「都柏林人」拿來和大家熟知的「巴黎人」、「倫敦人」相提並論。他的寫作就以都柏林城市為對象。喬伊斯出生在中產階級的天主教家庭,成長時因家道中落,被迫不斷遷徙,住過都柏林市許多的地方,因此對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地理人文景觀及社會生活百態,有著第一手深入的體驗。喬伊斯曾誇稱:如果有一天都柏林毀了,只要根據我的作品就可以重建都柏林。

 

都柏林是大英帝國在愛爾蘭殖民時的政府所在地。在這個獨特的歷史情境下,英國的殖民霸權與愛爾蘭的反殖民運動,在此交會。這兩股對抗的力量,牽動著身在其間的每一個都柏林人,喬伊斯的書寫正好記錄並回應了這段歷史經驗。他的小說將一個城市的再現與個人生活、社群命運、國家建構,並列呈現於同一文本。在《都柏林人》十五個獨立但卻相關連的短篇故事裡,喬伊斯透過對童年、青少年、成年與公眾生活等四個不同階段的描述,將個人生命烙印在都柏林的大街小巷、風土人情、社會變遷、價值更迭與國族認同之上。

 

診療各種愛爾蘭麻痺症狀

 

書寫反映個人與時代的互動關係,喬伊斯的寫作也不例外。喬伊斯嘗言:「我的目的是要去書寫一章我國的道德史,我選擇都柏林當作場景,因為那個城市對我而言,正是麻痺的中心。」喬伊斯也談到他的寫作是要「提供一面亮晶晶鏡子,教愛爾蘭人好好看清楚自己的真實面貌」。前者點出他的書寫主題,後者則表明他的寫作態度。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喬伊斯選擇一條人跡較少的路,甘冒「政治不正確」的批評,不作喜鵲扮烏鴉,以小說針砭愛爾蘭問題。

 

前述麻痺是他寫作的主題,而這個麻痺的根源與「一僕二主」有關。喬伊斯說愛爾蘭人有兩個主人,一是英國殖民主,一是義大利羅馬教會。數百年來,愛爾蘭人在英國的殖民統治與羅馬教會的信仰領導之下,人民普遍生活困頓、精神空虛、國族認同錯亂。因此喬伊斯的寫作,一面表達他對英國殖民政權的不滿,一面也對自己同胞的心靈麻痺狀態,給予無情的批判。在這本集子裡,他以所謂「細膩而尖酸」的手法,冷靜、精確、堅定地揮著他的文學手術刀,對各種不同的愛爾蘭麻痺症狀,進行清理、解剖與診療。

 

喬伊斯認為愛爾蘭麻痺的根源主要來自殖民霸權的操弄。歷經八百年英國殖民軟硬兼施的統治,愛爾蘭人民因長期模仿並內化宗主國的思想、價值與生活習俗,早已將自己的文化自卑感,轉為對宗主國強勢文化的崇拜、敬仰,甚至於感激。這種扭曲的殖民認同深植人心,成為理所當然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或「假意識」正是造成愛爾蘭人「麻痺」的根源。喬伊斯在〈賽車之後〉裡批評自己族人是「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他們在面對英國殖民者由上而下的宰制壓迫時,反而不自覺地由下而上主動迎合,這二種力量交互作用,鞏固了愛爾蘭的麻痺結構。於其中,知識分子、社會菁英或中產階級,都迫不及待要背叛民族大義,企圖在霸權的迎合之間謀求私利,而一般百姓則渾渾噩噩接受了被壓迫者的角色。例如,故事裡的吉米,雖是道地的愛爾蘭人,但從小接受「英國化」的教育,因此除了身上流的是愛爾蘭血液外,他早已被「教育」成「假英國佬」,早已內化了英國殖民者的價值觀,並「學」會了做一個愛爾蘭人的自卑,及夢想變成一個英國人的驕傲。這種視英國人高高在上而愛爾蘭人卑屈在下為「自然」現象的「共識」,正是霸權政治極度運作的結果。喬伊斯看清這個麻痺的建構過程,乃矢志以打破這種意識形態的禁錮為職志。

 

教會的威權與墮落也是愛爾蘭麻痺的原因之一。愛爾蘭是天主教國家。喬伊斯生長在一個民族主義的家庭,因此對羅馬教會「宗教凌駕國家」的思維,不能苟同。他筆下的神職人員,負面形象居多。〈兩姊妹〉裡,神父犯了不可寬恕的錯被逐出教會,最後發瘋躲進告解室,神父自己反成了被救贖的對象。〈邂逅〉裡,擔任教職的神父,以威權教學,禁止並懲罰小孩閱讀通俗文學。學童無法在正規體制下,獲取身體與想像的自由。〈阿拉比〉裡,神父住過的廢棄小屋裡,只留下偵探及言情小說,透露了神職人員的信仰迷惘。宗教世俗化,帶來信仰危機。〈恩典〉裡,神父沉溺於酒精,他們為取悅商人而曲解經文。神父與信眾同樣麻痺,缺少真正的信仰。

 

批評文藝復興運動流於形式

 

愛爾蘭反殖民的力量,除了走武裝革命或議會改革路線外,還有葉慈的文化路線。他發起愛爾蘭文藝復興運動,一時風起雲湧,蔚為主流。但喬伊斯未加入此一團體,因為他看到這個運動背後的盲點與虛偽。這種訴諸感性的愛國意識,因為缺少「知性」批判意識的介入,複製了殖民主義的「暴力」結構,結果形成新的霸權,進而變相對內壓迫多元、現代、民主、包容等思想的存在。這種激進文化民族主義的抗拒與殖民主義的打壓,也會形成一個互相依賴、互相(再)生產的機制,使得民族主義淪為殖民主義的共犯而不自知。喬伊斯認為愛爾蘭的民族主義者如果不能認清此一事實,那麼歷史將成為「一場你永遠醒不過來的噩夢」,愛爾蘭人也將陷入「麻痺」的無底深淵。喬伊斯在〈一抹微雲〉裡就對文藝復興運動的迷失,提出針砭。他批評愛爾蘭文人,缺少真正的理想與熱情。大家都在利用「文藝復興」這個圖騰來謀求名利。在〈母親〉中,喬伊斯就以舉辦愛國音樂會為例來批評文藝復興運動流於形式,並與大眾生活脫節的謬誤。

 

除了上述的政治、宗教、文化領域外,麻痺現象也滲透到愛爾蘭人民日常生活之中。〈對比〉裡所描述的愛爾蘭酗酒文化,讀來令人痛心。華林頓工作場所失意,到酒館買醉,花光了錢還遭人羞辱,只有回家打小孩出氣。20世紀初的都柏林,百業蕭條,唯有釀酒業一枝獨秀。愛爾蘭男性忙著上酒館,女人忙著上教堂,家的經營反而被忽略了。麻痺現象也表現在愛爾蘭人的婚姻上。〈寄宿之家〉裡,做母親的不擇手段,只想把女兒嫁出去。民眾的婚姻觀裡沒有真愛,只有世俗的利益交換。道德失落,〈護花使者〉裡,兩位愛爾蘭男性對自己的女性同胞,騙錢騙色。兩人不知羞愧,反而引以為榮,真是麻痺到家了。〈憾事一樁〉中的達菲先生,精神與肉體處於一種分裂狀態。這種自我疏離的結果,使他不能愛,不能恨,不能踏實地生活,更具體代表了都柏林人的麻痺狀態。〈伊芙琳〉的最後一幕,原本要與男友私奔到阿根廷的伊芙琳,最後一刻卻「麻痺」僵在碼頭,無法行動,不能自主選擇自己的命運。就像〈泥土〉裡的瑪利亞,終生勞碌,無私奉獻,但無人愛憐,只能蒙起眼睛來,自欺欺人,麻木地接受自己的命運。

 

始終與愛爾蘭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

 

〈死者〉是喬伊斯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捩點。他的寫作從寫實主義出發,一路演變發展到實驗性格濃厚的現代主義。小說後半段的旅店一節,精采的內心獨白,成為喬伊斯意識流表現手法的濫觴。歲末年終的聖誕聚會,賈伯瑞裝腔作勢,替老邁的姑媽扮演聚會的男主人。先是受到大學同事質疑他的「假英國佬」政治取向,懊惱不已,後又發覺伴他大半輩子的太太,心中卻長存著一位因她而早逝的初戀情人費瑞。他悵然若失,彷彿自己只是一個活死人。死去的費瑞,成了永恆的愛人,而活著的賈伯瑞,倒像個行屍走肉,麻痺的過著活而已。最後一幕他在旅店望著窗外白雪,若有所悟,不禁淚水盈眶。

 

喬伊斯說他要喚醒「愛爾蘭民族尚未被創造的良知」。從「心懷感激的被壓迫者」症狀,到社會上無處不在的麻痺狀態,在《都柏林人》中,企圖解放愛爾蘭人被扭曲的心靈,他針對愛爾蘭人的心理健康,作了深度的病理分析。恨鐵不成鋼,他與愛爾蘭社會維持一個批判的距離。他不願意隨激昂的愛國情緒起舞,因此下筆時,有時帶著同情的介入,有時維持一種諷喻的疏離姿態。更多的時候,欲言又止,在文本裡留下空白,供讀者省思。

 

《都柏林人》是大學英語系同學必讀的經典文學。喬伊斯心思細膩,對文字的經營,更是匠心獨運,精采絕倫。因此閱讀他的小說是一個琢磨、欣賞與品味英語文字的絕佳教材。現有中譯本問世,中文世界的讀者也可以親近喬伊斯,一窺究竟。

 

但閱讀喬伊斯,必須細嚼慢嚥。慢讀,才能讀出味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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