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疏離 卻從未遠走

 

聞天祥  中國時報

 

我心儀楚浮,卻無法否認高達的偉大(兩位都是法國新浪潮運動的健將)。侯孝賢、楊德昌這兩位「台灣新電影」的舉旗人物,我不諱言一向偏愛前者,但永遠無法忽略後者的出眾。

相較於侯孝賢對「舊世界」的嚮往、那種大塊意氣的感性,楊德昌常被理所當然地視為知性的、現代的、精準的。他過人的才華早從四段式電影《光陰的故事》第二段《指望》裡對一個青少女在身體、心理變化上的捕捉,即已躍然銀幕。

之後更在張艾嘉、胡茵夢主演的《海灘的一天》更上層樓,表面上不過是個女人的丈夫離奇失蹤,在海邊留下證據指出他可能溺斃,卻又無法確定的記事,但影片開展出的卻是更龐大的台灣社會質變與家庭觀念的質變,而且除卻議題在當時的新穎以外,他在影像質感上的考究,也和外界以為台灣新電影流於粗糙的品質印象,截然不同。

 

青梅竹馬 成為箭靶

 

有這麼一度,很多人以為楊德昌的興趣是在女性主題上,但隨後《青梅竹馬》卻出現了他作品當中第一個重要的男性形象──這也是侯孝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擔綱電影男主角,他在片中飾演一名小時曾因棒球風光一時、但長大後卻只能抱著老式價值守著布莊,看著女友(蔡琴飾)迎向新興都會生活、準備在事業及物質競爭上摩拳擦掌,兩人因而漸行漸遠。

楊德昌對台灣經濟劇烈轉型的敏銳觀察,以及精準刻畫都會生活帶來的剝蝕與壓力,確實鮮有出其右者,但評論者也忽略了,他除了呈現現代荒原的能力外,其背後龐大的歷史指涉,更讓他的格局顯得開闊。

不過走在前面的人,往往也要遭到最多的風雨摧撓。《青梅竹馬》在台北四天下片、進而在金馬獎提名失利,也讓他成為反對新電影者的箭靶。諷刺的是,他的下一部作品《恐怖份子》相較之下更為冷冽精密,卻意外讓過去不見得喜歡他電影的人也表示歡迎,甚至在沒有獲得其他配套獎項的情況下,奪得當年金馬獎最佳影片。

楊德昌在《恐怖份子》後,旋即以《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九九一年)再度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但在這五年內,侯孝賢已憑《悲情城市》(一九八九年)手擒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率先踏上國際影壇頂峰。後來《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為了參加東京影展而接受當年明顯「親中」的影展要求以日、美共同出品而改變本片血緣,我不認為這是用來和侯孝賢互別苗頭的條件之一,但侯、楊之間的互動競爭從國內搬到國際,卻是有目共睹的。

 

創作《一一》 台灣未映

 

一九九三年侯孝賢的《戲夢人生》首度進軍坎城競賽,有點委屈地抱了個評審團獎回來;一九九四年楊德昌的《獨立時代》也首次問鼎這座電影殿堂,結果鎩羽而歸,又在金馬獎敗給當年獲得威尼斯最佳影片的蔡明亮(《愛情萬歲》)。

一九九六年楊德昌以《麻將》改戰柏林,結果僅獲得一個非正式的特別表揚,在金馬獎僅只入圍男配角及造型獎項,加上票房、評價未如預期,以及婚變新聞被炒得沸沸揚揚。若說楊德昌與台灣「決裂」,或許這才是關鍵。

然而即使如此,楊德昌的創作依然沒有離開台灣。二○○○年終於讓他如願踏上舞台領取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一一》,即使是由日本出資,而讓部分場景與角色添加日本元素,但整部電影依舊是透過一個台北中產家庭老、中、青不同成員的困境,進而體現人與社會、時代的牽弄,以及嘗試擺脫的覺醒。

可惜的是比任何導演都要「台北」的楊德昌,以本片獲得歐、美、日等地好評如潮,甚至創下可觀票房之餘,卻獨獨不讓堪稱總和他風格與題旨於一爐的代表作在台灣上映,也不參加金馬獎競賽,甚至二○○二年金馬盛大舉行「台灣新電影」二十周年紀念活動時,他都選擇緘默。

我跟許多人一樣,也是經由香港發行的DVD首次看到《一一》。二○○二年底,我再度接任台北電影節目策劃,因為當年的主題城市之一是日本京都,因此想藉此邀請《一一》參展。我當時自我催眠的理由包括:電影節總策劃黃建業寫過「楊德昌電影研究」,加上以前電影社學妹剛好在楊德昌旗下工作,應該可以讓他放心一點。但老實講,我一點把握都沒有。眼看邀請消息石沉大海,我原本已經放棄,售票手冊也進入排版階段,這時候電話卻來了。這段漫長的等待簡直折磨人心,但即使是答案是拒絕,我都不會太感意外。

 

匆匆一瞥 熱情加溫

 

因此,當楊德昌答應讓《一一》擔任二○○三年第五屆台北電影節閉幕片,真的是喜出望外。但我仍不敢在手冊上註明這場會有導演出席映後座談,深怕影迷屆時會大失所望。事實上,直到《一一》放映的當天,我才確定楊導會出席。

放映當晚,天還沒暗,離電影開場還有一個小時,中山堂外面已經排起長長的人龍,大夥兒興奮地等待要在大銀幕上欣賞遲來兩年多的《一一》。影片結束前,楊德昌來了,他親眼目睹觀眾如雷的掌聲與喝采,從容地走到台前。

反而是面對電影偶像就膽小如鼠的我,直接把主持工作推給黃建業老師,自個兒躲在最後一排去感動。這個晚上楊德昌不時笑瞇了眼,回答一個接一個問題也不嫌累,就連麥克風到達不了的二樓座區,都有觀眾大聲對他「喊」出心聲。欲罷不能的結果,是結束後,他又站在中山堂服務台後面,為再度大排長龍的觀眾,一個一個地簽名兼回答問題。

這個晚上的楊德昌,跟媒體向來描述的高傲、孤僻,完全不一樣。我不知道是不是這些熱情的觀眾消弭了他的心防,或者過去這些印象其實也是誤解?我只確定當時他表示同意電影節放映,也是他有意要讓這部電影上映的一個嘗試,接下來他就要找尋合適的戲院了。

然而四年過去,《一一》還是沒上片,是戲院談不攏、找不著(這幾年有哪部台灣電影在像樣的大戲院上映過)?還是身體狀況使然?我沒有答案,只有遺憾。

如果沒有楊德昌,台灣電影的精采會整整少掉一大塊。少了他的開疆闢土,後起的蔡明亮是否還能有空間更大開大閤地直指都會人際的冷漠?當媒體一窩蜂地等待前妻說法,忙著拆解導演與每個女主角可能的情愫時,我們不難理解他過去反過身去的抗拒姿態,以及幾天前侯孝賢終於對記者窮追不捨卻不關心他電影而發飆的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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