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還要繼續自廢武功嗎?

 

曾昭旭    聯合報

 

* 2013年補充:連我當年這點程度都能電爆曾昭旭了,難怪這票搶救文言文的老頭裡,難得具有戰力的真貨余光中,後來根本不太出來替這票水準低落的傢伙背書

有關曾昭旭荒謬轉轉文的看法

 

近年來,就在全球興起一股中文熱的時候,台灣島內卻怪異地在進行一波波的去中國化、去中文化,乃至去中國文化化。卻一點兒也不察覺這樣的行為正在挖自己的根,適足以造成島內人民的精神分裂。眼前的愚行效應便是眼睜睜看到全球中文熱風起雲湧,而我們卻正將這機會失諸交臂……

西方人寄託於宗教, 中國人抒情於文學

這即將失諸交臂的機會是什麼機會?就是真正建立台灣文化的機會。只可惜台灣自廢武功了。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得從頭說起。

原來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說互相取經,早在幾百年前便已開始。取什麼經?我們向西方文化取的當然是科學民主的經,這是百年的主流與顯學;西方人會向東方與中國文化取的是生命哲學的經,這則至今方興未艾。當然在程序上他們會先通過印度、尼泊爾、西藏才到中國,或者說會先接觸比較神祕的密宗、道教,然後才認識儒家(儒、道、佛都屬廣義的生命哲學)。大體上近世的中西文化交流是我們先為了救亡圖存去西方求經,然後才是西方人為了科技與資本主義社會造成環境的破壞與人心的異化而來東方取經。但雙方都是迫於現實需要,不免急切,就不如七百年前馬可孛羅東來的情懷浪漫,也不如三四百年前利瑪竇等耶穌會教士與徐光啟等士大夫見面那麼高雅有深度。據說耶穌會的教士們對中國士人竟然不須信仰宗教就能有如此優美的人格,感到不可思議。原來這正是因為中國文化的精彩處在生命哲學的探究,在身心安頓的修養,在生命性情的抒發。在這一層面,西方人主要是寄託於宗教,中國人則是抒情於文學,究心於人性。

或曰西方人不也托情於文學嗎?則須知同樣是文學,中西文學也自有本質上的差異。在詩、文、小說、戲劇四大類型之中,西方文學的重鎮是在小說、戲劇,這適合去展示人間結構與生命現象。中國文學的精華則在詩文,尤其是詩(所以有說中國是詩的國度),尤其是短詩如五言絕句,這則更適合去呈現生命的純淨意境。所以西方的文學藝術家常是用創作來表顯生命的痛苦掙扎,也藉作品所展示的理想方向與終極嚮往來自我救贖,大體上仍可以說是歸宿於宗教精神。但中國傳統的文人詩人卻不是在生命陷於傷痛時去寫作的,這時他們通常是先實踐地撫平心中的創傷,待生命恢復到水淨沙明的狀態,才去寫詩,所以詩作才會以呈現境界為主,而最終必歸宿於心性修養。

這樣不同的文學特色正表顯了兩種不同的生命存在狀態與思維方式。西方是天人懸隔的,所以語言與思維長於分析(現象結構),重在祈嚮(終極理想)。中國則是天人合一,所以語言與思維善於辯證(出入於言與道之間),要在當下即是,直指本心。因此西方偉大文學家的生命存在狀態,可以是現實與理想有巨大差距的;但中國則要求人品與文品合一。也因此中國文學不那麼強調虛構,而主張修辭立其誠、言必有信。乃因言為心聲,文乃所以明道;所謂誠所謂信,就是直指眼前當下真實統整的存在生命(誠、信都是真實的意思),也就是所謂道。總之,道不在天邊(永恆高懸的理想),道就在眼前(當下獲致的生命真實的存在狀態)。而這個道卻常常是藉著當幾如分的語言來表顯或指點的,這言與意或文與道合一的存在就叫作境界;這種當幾顯道的言就叫作妙,即所謂妙萬物而為言。

中文破碎,自我便也破碎

從上文所述看來,中國傳統的文(包括文字、語言與文學)是具有一種特殊的設計或功能的,那就是特別適合用來表達自我(包括自我的存在情境,由自我流露出來的生命情意等等)。這和拼音文字特別適合用來作概念分析思考大不相同。中文一直保留象形文字是有道理的,就是不希望它過分抽象化,而仍可保留文字的表情和感性。中文一直沒有結構嚴整的文法(不是沒有文法)也是有道理的,就是讓中文一直保持著它的活性與彈性,以便它更能熨貼生命的流動與變化。

與中文相對,西方的拼音文字的確更凸顯他的外在結構性,因此它行文的通不通是直接由文法來決定的;讀者也可以通過文法分析來獲致對文句的理解。但中文的特性是相對的更凸顯它對內在生命的指點性,因此它行文的通不通常是由說話者或行文者能否恰當使用來決定的;同樣,讀者對一個語句的理解也不是靠文法分析而是靠對整個語境的敏感(所謂「語感」),我們反而常是得先理解了這語句然後才能正確分析它的文法。

由於缺乏外在定型結構的支撐,所以中文的使用更與使用者的生命存在狀況息息相關。換言之,中文更容易暴露言說者或行文者的生命實況。當一個人使用的語文破碎,他的自我便也是破碎的;他的話說得粗鄙油滑,他的人便也粗鄙油滑。台灣近年來台面上的人物說話經常鄙陋不通,虛誇無信,我們也大略可以從而知其人品。

理性感性兼通才是圓融人生

那麼要怎樣避免生命流於鄙陋破碎虛假呢?仍是可以從語文的涵養入手。當然相應於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色,語文也有理性分析與感性抒發兩型。現代人身處東西文化交匯的時代,其實應該兩路兼通,生命才會更圓滿通達;不似傳統中國人雖圓融卻易胡塗,傳統西方人則多精明也易猥瑣。我也常覺得台灣的中學生其實只須國文、數學兩科學好就行,因為國文是人文素養之基,數學是科學思辨之母,兩種基礎奠定,其他都可從此導出。

或者說,我們的學生學習中文與英文,其實應該用不同的方式,掌握不同的重點。學英文其實要專注於文法,分析句子的結構,才能得其精髓。(當然若只求生活、旅遊應用得上,是只須說得溜就行。)而學中文則應當玩味語感,鍛鍊字句,從而體會情意,遊心物外,才能知其精妙。

再進一步說,其實就是現代人最好能兼備精密嚴謹的概念分析,與靈動得中的生命辯證兩種思維能力,以分別掌握東西兩大文化的精華,並融會於一爐,才會有一個更圓融的人生、更健全的人格,而放大到群體社會來說,也才會有更完整更進步的文化。

台灣在融會中西文化上的優越地位

在這樣的文化理想或人格想像中,試問台灣人應該如何自處或自我期許呢?我在數十年前便認定台灣人在此具有最優越的地位,台灣人也正當在此有最美好的自我挺立、自我認同、自我期許。

原來,當今之世,放眼天下,台灣正處於兩大文化的交界之處。台灣人一方面是中國人之中最先也最了解西方文化的,在中共閉關自守的數十年中,台灣人早已深受西方文化的薰陶了,至今台灣在世界觀、企業管理、民主經驗上仍足為大陸所取法。但另一方面,台灣人又是中國大陸以外(所謂海外)最了解中國文化的。有許多地方甚至連大陸也比不上。例如正體字的保存與使用,例如儒、釋、道三教的宗教生活,甚至連現代文學語言的成熟精練也是台灣作家之功。

因此之故,熱衷學中文的西方人,內行的其實會到台灣,從語文到文學到哲學思想都實有可觀之處。通過與西方距離更近的台灣,西方人其實更容易認識中國文化。

我因此在數十年前就認為:台灣好比是春秋時代的魯國,國力雖弱,文化卻高,魯文化事實上成為中國文化兩千五百年來的主流。則台灣文化何嘗不可能以融會中西文化為一種文化而成為未來世界文化的典範呢?

但可惜的是,近年來的台灣卻一味向西方傾斜,屬於自己本有的文化傳統卻漸漸失落了。這樣數典忘祖、自廢武功的結果,必然導致人格的分裂、自我的異化。

大的不說了,單以當代都會父母拚命送孩子去學美語而輕忽中文來說,就是一種最愚昧的行徑。你難道期望你的孩子將來能以非母語的英文去細膩精確地詮表自己的生命感情嗎?連欣賞文學作品都難透過翻譯了!詮表最幽微的獨特自我能嗎?要真精通一種外文,就是得進入到人家的文化生命內部,多難呀!而精通的基礎奇妙的卻是:一定得先精通自己的語文。人一定是先愈了解自己,才愈了解別人的。中文不好的華人,英文也難好到哪裡。而兩樣都不好的人即猶如邯鄲學步,一定會變得兩邊不是人,也就是所謂人格的分裂破碎。今天居住在台灣的人是什麼人?不是愈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了嗎?這問題的嚴重不在名字叫什麼(叫台灣人當然毫無問題),而在這名字的內涵尤其文化的內涵是什麼?(台灣人身上所涵養承載的台灣文化是什麼?)而文化一定不能是死的(用既有的元素、零件來拼湊),必須得是活的(文化是創造出來的)。而活有兩個要點,其一是自我的立足點,其二是理想的方向。台灣人的文化立足點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化(而不是西方文化),台灣人的文化理想則理當是為融會中西文化以成新文化創造出一個典範。這才是呼應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時代方向與台灣處中西文化之交的特殊地位所導出的當然結論。

所以,台灣人與台灣文化是有前途的,只要台灣人能及早猛省。而猛省的起點,無妨就從正視台灣人的語文程度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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